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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料最多的一部古代笔记,贡父妙语

往年士大夫们很喜欢谈论水利,有一人说要抽干梁山的水,把它改造成农田。别人便问他:“梁山泊是古代的巨野泽,面积有好几百里,现在如果抽干了它的水来造田,可是一到秋夏之间洪水汇集,把它们容纳于何处呢?” 刘贡父刚巧在屋,不慌不忙地说:“这有什么关系,只要在梁山泊的旁边凿一个大湖,面积大小正好与梁山泊等同,不就可以容纳那些积水了吗?” 满座的人大笑,那个胡说要改造梁山泊的人,羞得无地自容。

图片 1600)this.width=600;if(this.offsetHeight>525)this.height=525;"> 北宋史料笔记中的代表作《渑水燕谈》中,有这样一则庄谐小品:有某位笔吏,拟为一贵侯作传。此侯早年以杀猪为生地,乃一屠户。倘若照直写之,似有所不雅;倘若回避不书,又恐有失真实。于是他便去请教—位叫胡旦的老笔吏。 胡旦告之曰:“可写‘贵侯早年操刀为业,即有主宰天下大志’,可两全其美矣!” 小笔吏为之叹服。 这位老笔吏真是妙笔生花,出语不凡。假使那位贵侯是员武将,恐怕老先生还要这样描绘之:“少时执刃,即令群猪丧胆;将军风度,其时已露端倪。” 在《渑水燕谈》中倘徉,常常可读到这样令人忍俊不禁的文字,亦可读到一些言近旨远,引人入胜的篇什。此书内容与文笔俱佳,读之可使人“开茅塞,除鄙见,得新知,增学问,广识见,养性灵。”正如宋人尤袤所说的那样:“饥读之以当肉,寒读之以当裘,孤寂读之以当友朋,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。” 史料笔记,是古代的一种常见的文体。其内容大都是历史事件评论、历史人物评论,史料、典章、物产考察以及王朝废兴、人物轶事、制度沿革的记述,天文、历算、星相的记载等;有去伪存真的考订,更有入情入理的分析。这些古代的史料笔记都很有趣,最好看的当数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与《渑水燕谈》,相比较之下,《渑水燕谈》更好看些,堪称可读性最高的古代笔记。 《渑水燕谈·卷九·杂录》中有一个故事《游僧》,揭露了江南某寺院让僧人扮成罗汉堂里的罗汉,装神弄鬼,骗人钱财的伎俩。这个故事说,江南某县郊野有个古庙,只因地僻山险,所以人烟稀少。一次,有位游方和尚到那古庙,便想出个吸引香客的妙法。庙里有500 罗汉,他穿戴上一个罗汉的衣服、笠帽,拄着那罗汉的禅杖,下山到县城去剃头。剃时有意乱动,割破了头顶,这时他就解下了衣带,敷上了白药,并留下那禅杖作为抵押,约好日期叫剃头匠到庙里去,说将要送他一千钱相酬。剃头匠按照约定的日期去了,刚要进庙,看门人就扭住他殴打起来,说:“庙里罗汉丢了禅杖已半年了,原来是你偷的啊!”剃头匠说明了他得杖的经过,与看门的人一起去见方丈。大家感到很奇怪,于是一起打开罗汉堂,只见门上的锁已生锈,罗汉的座榻上布满了灰尘,好像很久没有打开门的样子。剃头匠审视那丢禅杖的罗汉,衣服、笠帽都是他所见到过的,头顶上还有割伤的地方,血渍和药敷的情况也和原先一样。罗汉座前有一千钱放在那里,都是些古钱,穿钱的绳子都快朽烂了。大家都惊叹起来。这件事马上传扬出去,于是天天都有施舍钱财的人来,这古庙也大大地兴旺起来。几年后,和尚中有人为钱财争吵,骗人的把戏才泄露出来。 《渑水燕谈·卷十·谈谑》里有一个嘲讽清谈务虚者的故事,很有趣。说是王安石变法时,有些士大夫很喜欢谈论水利。有一人说要抽干梁山的水,把它改造成农田。别人便问他:“梁山泊是古代的巨野泽,面积有好几百里,现在抽干了它的水来造田,如果一秋夏之间洪水汇集,把它们容纳于何处呢?”刘贡父刚巧在屋,不慌不忙地说:“这有什么关系,只要在梁山泊的旁边凿一个大湖,面积大小正好与梁山泊等,不就可以容纳那些积水了吗。”满座的人大笑,那个胡说要改造梁山泊的人,羞得无地自容。这个故事既讽刺了一些不学无术、不切实际、夸夸其谈的官吏;又赞美了刘贡父的机智、俏皮,让人在忍俊不禁之中深思,很有深度。 《渑水燕谈·卷十·谈谑》中还记载了一篇欧阳修不喜欢佛教的故事:“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,士有谈佛书者,必正色视之。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。或问:“公既不喜佛,排浮屠,而以和尚名子,何也”公曰:“所以贱之也,如今人家以牛驴名小儿耳。”问者大笑,且伏公之辨也。”文章篇幅虽然极为短小,但叙述简洁清楚,行文迭宕,把欧阳修正直、幽默的性格充分展现了出来,很有喜剧效果,给人看后轻松一笑,有一种观看小品或相声的感觉。 诸如这样有趣的记载,《渑水燕谈》中可谓比比皆是。 《渑水燕谈》的作者王辟之,字圣涂,北宋临淄人。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。宋哲宗元祐年间,他担任任河东县知县,曾“废撤淫祠之屋”,作伯夷叔齐庙,以“贵德尚贤”闻名。 绍圣二年。在任期间,政绩卓着,“拊养柔良,锄治奸滑”,使境内人民安居乐业。王辟之对古代先贤十分思慕敬佩,不但为曾经在忠州做官的刘晏、陆贽、李吉甫、白居易修了“四贤祠”,而且以这些名官为榜样,“兴旧起废,慨然不倦”,以廉洁勤政、务实爱民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。北宋着名词家、书法家黄庭坚在《忠州复古记》一文中,高度称赞王辟之“知务乐善,击强拨烦,才有余地”。 宋绍圣四年,王辟之从忠州任上致仕还乡。回到家乡临淄后,他隐居在渑水河畔,过着饮酒赋诗、悠闲自得的生活。渑水发源于临淄齐故城小城西由南向北,经长胡同、督府巷、东石桥、邵家圈,至王青庄南分为两支,北流经广饶入博兴者为渑水,西流经梧台入画水者为系水。在渑水河畔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,喜欢文学的王辟之经常和朋友们欢宴,追古抚今,指点江山,畅谈一些风土人情和官场趣闻。后来他把这些听来的故事,写成了品位高雅的《渑水燕谈》十卷。 《渑水燕谈录》所记载的,大都是宋哲宗绍圣年间之间140余年的北宋杂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:“今考此书,皆记绍圣以前杂事”。共分为十七类:帝德、谠论、名臣、知人、奇节、忠孝、才识、高逸、官制、贡举、文儒、先兆、歌咏、书画、事志、杂录、谈谑,记录了360多个故事和片段,妙趣横生,读来另令人有大快朵颐之感

在《水浒传》中,施耐庵多次将梁山泊面积描述为「方圆八百里」,然而今天山东省济宁市的「水泊梁山景区」整体占地也不过 4.6 平方公里。

在《水浒传》中有描述八百里梁山泊。那么梁山泊真的有八百里吗?八百里究竟有多大的面积呢?带着这些问题,我们来看下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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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耐庵多次将梁山泊面积描述为「方圆八百里」,然而今天山东省济宁市的「水泊梁山景区」整体占地也不过4.6平方公里。

梁山泊的这两个面积,在数字上有着天壤之别,让人不禁怀疑为什么梁山泊在数百年中出现了如此大的面积萎缩。

并不是水泊梁山面积萎缩了,而是在北宋时期,水泊梁山就没有「八百里」。

其实,这是因为《水浒传》中「八百里梁山泊」的说法和历史上梁山泊的真实情况并不相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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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时期的水泊梁山并非真有「八百里」。不过,《水浒传》原文中对梁山泊「方圆八百里」的描述也不是毫无根据。关于该说法的来龙去脉,还得从宋代文人的一段讹传说起。

不过,《水浒传》原文中对梁山泊「方圆八百里」的描述也不是毫无根据。关于该说法的来龙去脉,还得从宋代文人的一段讹传说起。

北宋年间对梁山泊范围的描述,最早出自司马光的《涑水记闻》中的一段轶事:

北宋年间对梁山泊范围的描述,最早出自司马光的《涑水记闻》中的一段轶事:

王安石当政时,有位客人前来拜访,向他献计说:「如果能把梁山泊的水排干,可以得到良田万余顷。但我还没想好该把排出来的水蓄到哪里。」

王安石当政时,有位客人前来拜访,向他献计说:「如果能把梁山泊的水排干,可以得到良田万余顷。但我还没想好该把排出来的水蓄到哪里。」

王安石听后侧首沉思,问道:「哪里能蓄得下这么多水?」刚好集贤校理刘攽在一边旁听,打趣道:「再挖一个梁山泊不就行了?」王安石听后大笑,这才感觉这个计划不靠谱。

王安石听后侧首沉思,问道:「哪里能蓄得下这么多水?」刚好集贤校理刘攽在一边旁听,打趣道:「再挖一个梁山泊不就行了?」王安石听后大笑,这才感觉这个计划不靠谱。

《涑水记闻》记载了司马光在朝中见闻的许多军国大事,后世史学家认为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不过,《涑水记闻》提到的只是「万余顷」,并不是「八百里」。

《涑水记闻》记载了司马光在朝中见闻的许多军国大事,后世史学家认为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不过,《涑水记闻》提到的只是「万余顷」,并不是「八百里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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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等到成书稍晚的《渑水燕谈录》再次提及此事时,故事的内容却发生了些许变化。《渑水燕谈录》中称:

但等到成书稍晚的《渑水燕谈录》再次提及此事时,故事的内容却发生了些许变化。《渑水燕谈录》中称:

有人提出排干梁山泊作为农田。其他人诘问道:「梁山泊是一片古代的巨大沼泽,广袤程度达到数百里。现在如果排干,等到秋夏之交,各处涨水,何处可以容纳?」刚好刘攽坐在一旁,徐徐说道:「可以在梁山泊旁边再挖一片大小相同的水池,水就可以容纳了。」

有人提出排干梁山泊作为农田。其他人诘问道:「梁山泊是一片古代的巨大沼泽,广袤程度达到数百里。现在如果排干,等到秋夏之交,各处涨水,何处可以容纳?」刚好刘攽坐在一旁,徐徐说道:「可以在梁山泊旁边再挖一片大小相同的水池,水就可以容纳了。」

虽然《渑水燕谈录》和《涑水记闻》在大意上基本一致,但关于梁山泊的大小却从原本的「万余顷」,变成了「广袤数百里」。

虽然《渑水燕谈录》和《涑水记闻》在大意上基本一致,但关于梁山泊的大小却从原本的「万余顷」,变成了「广袤数百里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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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渑水燕谈录》的作者王辟之是三朝老臣,其笔记出自他平时听闻的士大夫言论,可信度也不算低。但王辟之官位较低,和王安石也没有什么交集。

《渑水燕谈录》的作者王辟之是三朝老臣,其笔记出自他平时听闻的士大夫言论,可信度也不算低。但王辟之官位较低,和王安石也没有什么交集。

因此司马光对有人向王安石提议「排干梁山泊」这件事情的描述,可信度应该更高。而且王辟之所说的「数百里」,是个非常模糊的数字,跟「方圆八百里」仍有很大差距。

因此司马光对有人向王安石提议「排干梁山泊」这件事情的描述,可信度应该更高。而且王辟之所说的「数百里」,是个非常模糊的数字,跟「方圆八百里」仍有很大差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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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至数十年后的南宋时期邵博的《闻见后录》中,才首次出现了「梁山泊八百里」的说法。而且这个说法,也出自和《涑水记闻》和《渑水燕谈录》相同的故事背景。《闻见后录》中说:

直至数十年后的南宋时期邵博的《闻见后录》中,才首次出现了「梁山泊八百里」的说法。而且这个说法,也出自和《涑水记闻》和《渑水燕谈录》相同的故事背景。《闻见后录》中说:

王安石好言利,有小人谄媚说:「把梁山泊的八百里水泽变为田地,是利益极大的工程。」王安石听后甚喜,徐徐说:「想法不错,但水该排往何处?」刚好刘攽在座,说道:「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水泊,就可以容纳了。」

王安石好言利,有小人谄媚说:「把梁山泊的八百里水泽变为田地,是利益极大的工程。」王安石听后甚喜,徐徐说:「想法不错,但水该排往何处?」刚好刘攽在座,说道:「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水泊,就可以容纳了。」

相比《涑水记闻》和《渑水燕谈录》,邵博的《闻见后录》虽然成书最晚,但其中的说法却流传最广。

相比《涑水记闻》和《渑水燕谈录》,邵博的《闻见后录》虽然成书最晚,但其中的说法却流传最广。

南宋以后的书籍,几乎都毫不犹豫地把「梁山泊八百里」当成了定论,纷纷采信,《水浒传》只不过是众多受害者之一。

南宋以后的书籍,几乎都毫不犹豫地把「梁山泊八百里」当成了定论,纷纷采信,《水浒传》只不过是众多受害者之一。

事实上,与「梁山泊方圆八百里」类似的夸大记载并非孤证。中国古代的文人,一直都有夸大数字的写作习惯。而且这种写作习惯,也和作者的立场与爱憎倾向密切相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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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,经当代史学家考证,许多有关唐代叛将安禄山的负面记载就存在夸大之处,而且民间私修的着作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出格。

事实上,与「梁山泊方圆八百里」类似的夸大记载并非孤证。中国古代的文人,一直都有夸大数字的写作习惯。而且这种写作习惯,也和作者的立场与爱憎倾向密切相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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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,经当代史学家考证,许多有关唐代叛将安禄山的负面记载就存在夸大之处,而且民间私修的着作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出格。

王安石是自南宋以来颇受指责的人物,不少南宋乃至南宋之后的文人,都把北宋的「靖康之变」归咎为王安石变法的施政不当。

王安石是自南宋以来颇受指责的人物,不少南宋乃至南宋之后的文人,都把北宋的「靖康之变」归咎为王安石变法的施政不当。

正是这种政治偏好和社会风气,导致邵博在《闻见后录》中夸大了梁山泊的大小,用来间接突显出王安石的愚蠢、荒谬和误国之处。

正是这种政治偏好和社会风气,导致邵博在《闻见后录》中夸大了梁山泊的大小,用来间接突显出王安石的愚蠢、荒谬和误国之处。

而后世文人从偏向保守的立场出发,本来就不认同王安石的作为,自然也乐于采信对王安石更加不利的记载。

而后世文人从偏向保守的立场出发,本来就不认同王安石的作为,自然也乐于采信对王安石更加不利的记载。

反倒是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对手司马光,没有趁机抓住王安石的把柄肆意攻击,而是用相对客观的笔调,把王安石的言行忠实地记录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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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倒是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对手司马光,没有趁机抓住王安石的把柄肆意攻击,而是用相对客观的笔调,把王安石的言行忠实地记录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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