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潞安大鼓,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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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乐器民族艺术有了传人

中国乐器行业网 2012.01.04

西河大鼓有了传人大家都跟着高兴。中国乐器的特有文化发展受到大家关注。

据记载显示,西河大鼓在清代乾隆时期即已形成。表演时一人左手持木板,右手持鼓楗,站立说唱中轮番敲击木板和书鼓,使其与说唱相配合,另有人持三弦专司伴奏。该曲目在阳信的传承代表人是李荣德。

李荣德祖籍河北福成,后迁至阳信县温店镇庆云赵村落户。受家庭熏陶,李荣德自小爱好曲艺,七岁登台演出,后拜老艺人左金魁为师学唱西河大鼓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李荣德在原来河北一带“和老峰”调的基础上,结合西河大鼓的韵调,经过长期摸索,反复说唱,加入两块木板做伴奏乐器,逐步形成独特新颖的木板书演唱形式,进行了创新。以不用或少用伴奏人员、机动灵活、行动方便为依托,形成木板清脆响亮,曲调婉转悠扬的说唱特色,此形式一出,在阳信县深受群众喜爱。李荣德的木板书刚柔相济、腔正韵圆,板鼓说唱完美结合,人物故事紧凑感人,逐步被大家普遍接受和喜爱。

通过特有的民族乐器演奏,将民间的事通过词曲演奏出来,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。

----来自山东新闻网

东路大鼓,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它起源于山东滨州沾化的汉族说唱艺术,又称渤海大鼓,是当地独有的一种鼓书流派。其演唱形式一般采用大鼓和钢板伴奏,演唱者边击鼓、板,边说唱,唱词为韵文,兼以散文念白,绘声绘色,引人入胜。东路大鼓的曲调刚健有力、活泼流畅,语言通俗质朴,深受群众喜爱。

潞安大鼓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 潞安大鼓是北方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鼓书暨鼓曲形式,又称“潞安老调”,因流行于古潞安府一带而得名,另外还有“干板腔”和“潞安鼓书”等别称。早在清乾隆三年便有驰名于上党一带的鼓书艺人路占元、董祥五等联络潞安府八县的百余名艺人成立“盲子队”,即鼓书艺人的演出活动班社,后来发展成为行会组织“三皇会”。据此,一般认为至迟在清代中叶潞安大鼓就已经形成了。早期艺人主要为盲人,后来有了明目人,20世纪50年代起出现了女艺人。民间传统的潞安大鼓表演形式为多人分持鼓板、三弦、二胡、低胡等分行当围圈说唱;走上高台后通常由一人敲击鼓板站立说唱,另有专人分司三弦和二胡等伴奏。其唱腔音乐为板式变化体,曲调丰富,旋律优美,富于乡土气息。传统节目有《打登州》、《破孟州》、《燕王扫北》、《巧连珠》、《巧奇缘》、《拙老婆》等。高福树和于树田等为影响较大的知名艺人。

木板与书鼓

东路大鼓又名“老东口”,系在山东东部农村小唱基础上,受茂腔等戏曲影响发展而成的一种鼓曲艺术形式。相对于济南、东昌(今聊城)、济宁等山东西、南部地区流行的犁铧大鼓,而定名“东路大鼓”。

20世纪末期以来,潞安大鼓的传承发展遇到了空前困难,亟需大力抢救保护。

“东北风一刮,雪花飘。大年三十来到了,人人都准备着把年过,家家户户蒸年糕……”这段《偷年糕》由木板大鼓传承人王秀兰唱下来,赢得在场观众一阵叫好。这是近日在阳信县举办的“消夏文艺晚会”现场上的一幕。

创始人为清咸丰年间(1851-1861年)掖县孙双宾。他精通音律,满腹经纶,曾被委以县令,拒不赴任而下海说书,其后名家辈出。清代末叶,东路大鼓在昌潍及烟台西部地区十分兴盛,名家有“钢镢子”李元春、马六(原名王佃)、陈福元(“水仙花”)、陈富贵、李三花枪、时福临、台福元(“台五”)、“铁镢子”刘铭钢等。东路大鼓流行于惠民地区,出现了邢占魁、邢玉贵、王江城、杜江洪,以及响遍武定府的“大将”左玉玺等。其后,盲艺人周胜奎、孙宝庆均为弹唱能手。影响所及,后来出现的“诸城大鼓”、“藏马大鼓”、“安邱大鼓”、平度“小北口”等,均为东路大鼓的衍化。

潞安大鼓也称潞安鼓书,清朝末年源于长治,现在流行于长治、长子、屯留、壶关、潞城等县。相传为卖唱艺人高福树首创。演唱以钢板击节,甩腔后以敲平鼓过门,时称“干板腔”。后来,加上三弦伴奏。

得知我们要采访,木板大鼓滨州市传承人王秀兰、王秀芳姐妹满脸喜悦。“提起木板大鼓这手艺活,那辛酸多了去了!”王秀兰姐妹打开话匣子,尘封的曲艺往事像电影一样浮现出来。

演出形式灵活多样,伴奏多用三弦、书鼓、钢板(上为月牙形,下为长方形)等乐器。盲艺人多采用以脚击鼓打板、自弹三弦演唱的“三大件”形式。音乐委婉动听而少阳刚气,板腔结构总体看属徵调式。常用板腔属慢板类的有“大开门”、“小开门”、“起句”等;中板类的有“四六板”、“慢流水”等;快板类的有“流水板”、“快板”等;花腔类则有“悲调”、“脆板”、“花调”等。

传说长篇潞安大鼓书目有:《打登州》、《破孟州》、《燕王扫北》、《巧联珠》、《巧奇缘》等。小书段有《偷吃糕》等。

火红的五六十年代鼓声阵阵演出若明星

传统书目丰富,计有《寇莱公赶考》、《宋江起解》、《排王赞》、《鹦歌对诗》等段书五六十段;《响马传》、《陈三两爬堂》、《金杯记》等中篇书十余部;《梨花盏》、《五雷阵》、《呼家将》等长篇书十余部。

说唱艺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,主要活动在农村,各种民俗事象是说唱艺术得以生存的基本依托。以前,在民间说唱队伍中,大多数曲种的艺人主要是盲人或半盲人。用人少、行动方便是说唱艺术生存的有利条件,演出形式简单是说唱艺术生存的重要条件,它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外部条件,因此活动比较频繁。千百年来,说书艺人用群众熟悉的地方语言、地方音调,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说唱着当地人们喜闻乐听的故事。

木板大鼓又名“鼓子快书”,其渊源及创始者,已无从查考。但据记载显示,木板大鼓在清代乾隆时期即已形成。表演时一人左手持木板,右手持鼓楗,站立说唱中轮番敲击木板和书鼓,使其与说唱相配合,另有人持三弦专司伴奏。该曲目在阳信的传承代表人是李荣德。

东路大鼓地方气息浓厚,唱腔优美动听,演唱爱情、抒情、欢快的作品更是有姊妹曲种不及相比的独到之处。演唱时三弦伴奏,演唱者一手夹钢板,一手持鼓锤,有节奏地敲击,也有艺人自弹自唱。唱腔有慢板、二板、快板、串子口、连环口等。唱腔根据内容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变化,既适合演唱短篇、中篇,也适合长篇大书的演唱。当地艺人经常表演的传统鼓书有《杨家将》、《胡家将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响马传》、《小五义》、《绿牡丹》、《韩相子讨封》、《十粒金丹》、《1雪原》、《江姐》等。

潞安大鼓的源与流

李荣德祖籍河北福成,后迁至阳信县温店镇庆云赵村落户。受家庭熏陶,李荣德自小爱好曲艺,七岁登台演出,后拜老艺人左金魁为师学唱西河大鼓。

一百多年前就有唱“东口调”的老艺人邢占魁,后传于子邢玉贵。昌潍地区有孙双宾、陈福元、邹金奎等老艺人。解放前唱“东路大鼓”的艺人王江成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演员,原滨县的朱胜祥、周胜魁、刘胜明等是唱东路大鼓的名艺人。1923年,周胜魁拜师清末民初鼓书艺人李成义,三年出科。解放后,周胜魁传子周金山。滨州盲艺人周胜魁别具特色:他虽然也学唱西河大鼓,却不丢弃东路大鼓,而是汲取河西大鼓豪放、热烈之特长,进一步丰满东路大鼓的唱腔,被人赞为“周氏东路”。

长治素有“曲艺之乡”之称,早在宋代境内就有说唱艺人演出。潞安大鼓是我省的主要曲种之一,它产生于清乾隆年间,又称“潞安老调”,因流行于古潞安府一带而得名。乾隆年间,在吸取当地梆子腔、落子腔、民间音乐等素材之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演唱形式——潞安大鼓。如今的潞安鼓书板式丰富、旋律优美动听、韵味独特,成为我省和中国北方地区的主要曲种之一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李荣德在原来河北一带“和老峰”调的基础上,结合西河大鼓的韵调,经过长期摸索,反复说唱,加入两块木板做伴奏乐器,逐步形成独特新颖的木板书演唱形式。以不用或少用伴奏人员、机动灵活、行动方便为依托,形成木板清脆响亮,曲调婉转悠扬的说唱特色,此曲一出,在阳信县深受群众喜爱。李荣德的木板书刚柔相济、腔正韵圆,板鼓说唱完美结合,人物故事紧凑感人,逐步被大家普遍接受和喜爱。

1957年,周胜魁参加了山东省第一届曲艺汇演,演唱了“东路大鼓”《钢锏段》荣获二等奖。1957年周胜魁病故,周金山便成了东路大鼓的唯一传人。周金山克服种种困难学唱“东路大鼓”,掌握了它的基本知识和演唱技巧,演唱继承了父亲的演唱特色,大胆改革创新,继承和发展了传统艺术,使东路大鼓后继有人。1976年以后,周金山的东路大鼓多次参加省级比赛,皆获奖。

早期的潞安大鼓表演者主要是盲艺人,游走四方,说唱乞食,糊口谋生。旧时,潞安大鼓的说唱艺人多为盲艺人,而且多为单独活动,经常受到欺凌,社会地位十分低下。清乾隆三年,驰名于上党一带的鼓书艺人路占元、董祥五,召集了潞安府八县133名艺人,成立了较为严密的行会组织“盲子队”,后易名“三皇总会”,路占元和董祥五分别任正副会长,按师承体系和地域分布成立了七个分会,分别由较有威望的老艺人任掌教,群众称其为“瞎官”,并制订了相关的行规以规范本行业艺人的言行。如:“一不可扰行乱利,二不要行恨行人。三不可错行纰路,四不可仗瞽行凶,1可私传流星,六不可盗物藏身,七不可爱财见小,八不可背师忘情,九不可不走正路,十不可无浅无深”。每年他们要举行一定的活动,其中有一项是进行献艺比赛,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说唱技艺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,同时该组织对盲艺人的生存权利起到了保护作用。

随着演出实践和不断创新,李荣德搜集创作出的部分曲目,如《呼家将》、《刘公案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林海雪原》等许多根据历史题材及长篇小说改编而来的节目渐渐被推上舞台。据其子李希海回忆,当时由李荣德演唱的木板大鼓《一盆葚子》、《送鸡蛋》等反映现实生活的小段子,在参加惠民地区文艺节目汇演中,均获一等奖。“那个年代,每次出场演出都得提前邀请,和现在的明星差不多。”

随着现代化传播媒体的发展与西方文化热的思潮的兴起,东路大鼓同其他传统文化曲目一样,市场急剧萎缩,处于濒危状态。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曲种,滨城区成立了“东路大鼓书院”,请鼓书唯一的传承人——周金山授徒,开展传习活动,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。

清末民初以来,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,潞安大鼓艺人身残志坚,自发组织和成立了“盲人曲艺宣传队”,自觉宣传抗日思想,表现了自身艺术的独特价值和民间艺人的爱国情怀。潞安大鼓综合了戏曲演唱和击板说书两种形式的优点,是以各种民间乐器演奏为烘托,来表达人物丰富思想内容和大型史实情节的独特艺术形式,它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及其传承经历,在其他民间文化中比较罕见。潞安大鼓演出不受场地和道具限制,易编易排,对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和引导群众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。

演艺事业红红火火步入六十年代,在农村群众娱乐方式比较匮乏的环境下,木板大鼓一度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“开心锁”。李希海说,父亲讲到精彩处,掌声和笑声连成一片。木板“梆”的一声,能让好听书的乡亲心痒痒上好一阵子。李希海说,李荣德于1980年被中国曲艺家协会山东分会吸收为会员,至此,阳信木板大鼓借鉴其他曲艺之长,终脱颖而出。

2009年“东路大鼓”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第二批“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。

潞安大鼓的艺术特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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潞安大鼓演唱初期以缸片、瓦片或钢板击节,无弦乐器伴奏,形成了似说似唱的干板腔和过门短等特点。演出形式早期多为一人或两人,一人演出时,演唱者一手自击书鼓,另一手操另一件击节乐器。两人演出时,一人击鼓说唱,另一人击节。演唱时,鼓多用在前奏或间奏处花打,当时均无丝弦乐器伴奏。演出时站唱、坐唱均有,也有站坐相间演唱。1930年左右,高福树始在长治一带以一手击鼓、一手拍板,两脚打锣、拍演唱,其徒弟以老胡胡伴奏。而同期的张银娥、李鼠孩等却是自弹三弦,由他人击鼓板和老胡胡伴奏演唱,这两种演唱方式各具特色,同时赢得了听众的喜爱,随即风靡上党。近现代以来,鼓书中逐渐加入了丝弦乐器伴奏,20世纪40年代,在伴奏中又增加了二胡、板胡、低胡等弦乐,并配入打击乐器,演唱形式和乐器伴奏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。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,乐器又增加了唢呐、笙管等,打击乐器去掉了书鼓,改用堂鼓。

好多剧本都是王秀兰姐妹自己编写的

潞安大鼓唱腔优美,最大的特点是间奏短,宜于叙事,说唱性强,因此,它最适宜登台演唱,伴奏与唱腔的配合,有着“唱时不奏,奏时不唱”的特点,每句唱腔之后,常接一个过门,节奏明快,气氛热烈。潞安大鼓的演出形式随意性强,可一人说,也可伴舞,还可以小品的形式表演,演出阵容可大可小。潞安大鼓板式丰富,旋律优美动听,土色土香,韵味独特。潞安大鼓的过门短,伸缩性强,既适合小范围内的堂会演唱,也适合在大舞台上表演。

李王联姻成就木板大鼓最辉煌

文化内涵丰富

木板大鼓吸引不少爱好者广为学唱,填补了没有电视机时代的娱乐空白。

潞安大鼓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,为群众所喜闻乐见。一方面是它的音乐和语言富有地方特色,亲切生动;另一方面,它的表演形式灵活,不受场地等条件限制。它通过民间传说、历史故事表达人们的愿望和要求,反映人民的爱憎和疾苦。

王秀兰的父亲王振连是阳信县洋湖乡洋湖村的农民,擅长西河大鼓,耳濡目染,王秀兰五兄妹从小都对西河大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,尤其是王秀兰。虽然那个年代讲究艺术传男不传女,而王秀兰的父亲思想比较开明,所以王家的三姊妹都曾有机会随父学习。1982 年,19岁的王秀兰高中毕业后便正式跟着父亲学习说唱西河大鼓。

当地群众一般称曲艺为“说书”,称说书艺人为“先生”。在民间,农家的各种事情,往往需要有说唱的参加。如祭祀、还愿、祝寿以及各种喜庆活动都要有一定的仪式。在这些活动中,村民喜欢请“先生”说唱助兴。做生日祝寿、节日庆典、婚丧嫁娶、祈福还愿时曲艺也被用来作为习俗的仪式手段与依托。所寄托和表现的,已经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与审美需求,更是一种崇尚神圣的社会理想和生命意识的特殊表达。

1985 年王秀兰与李希海结婚,嫁到李家后,王秀兰更是如鱼得水,与丈夫一唱一弹,再加上公公李荣德的精心培养,木板大鼓说唱技艺突飞猛进。那几年,也是王秀兰一家人演出最多、最辉煌的一段时期。夫妻二人常受邀到外地演出,淄博、潍坊、烟台都曾活跃着他们的身影。一年的时间,只有在麦收、秋收时才回家呆几天,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各处演出,每到一处,方圆数公里的群众都赶去看他们的表演。有一次受邀到一个村里演出,正赶上有户人家雇了电影,起先王秀兰还担心演出会受到影响,结果放电影的地方跑没了人,都赶来听他们说书了。演出市场的红火,人手不够,王秀兰婆家、娘家的人就分成几伙,男女老少齐上阵。“有一年在滨城区里则镇的一个村里演出,到了饭点,老百姓都抢着管饭!”提到以前,王秀兰的脸上写满了兴奋和自豪,“ 没有舞台,就站在拖拉机车斗上演,有的乡亲赶十多公里路来听书。”

潞安大鼓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艺人。其中最为著名的有20世纪初的魏银洞、赵文旺,20世纪20至30年代人称“铁嘴”的高福树和人称“琉璃嘴”的张银娥,20世纪50至80年代人称“钢口”的于书田。1960年前后,又涌现出焦天保、王长胜、师爱玉等一批新的受群众喜爱的艺人。潞安大鼓在师承关系上,曾以“晋、旭、文、武、冠、兴、长、福、德、利”为序排辈,这种排辈究始于何人,又何人终结,无考证。但投师学艺树立文约却延续到1945年解放以前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艺人传艺一般均在晚年收徒,还多为一师一徒,并有“各教各的徒,各说各的书”之说。

除了表演《呼杨合兵》、《杨家将》等传统曲目,为繁荣农村群众文化生活,配合党的中心工作,王秀兰在家人的帮助下,自己创作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段子。“当时在计划生育宣传活动中编排了《要儿子》、《回娘家》,后来又写了《夸女婿》等曲目。”

而今长治县有十余个业余曲艺演唱队经常奔波在晋东南各县区,形成了空前的群众性文娱活动,培养出了数十个主唱演员,如今长治各县区不少村镇,每逢庙会或庆典节日,不是唱戏,便是说书,有的村除唱戏外还要邀一班或几班曲艺队演唱,有的村平时有过满月、祝寿等个人活动,也要请曲艺队助兴,一唱便是三四天,甚至更多。潞安鼓书成为当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形式。

在多年的艺术表演中,王秀兰获得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奖项。在全国闻名的胡集书会上,王秀兰多次被评为优秀演员;在市县文艺汇演上,她获得的“创作奖”、“表演奖”更多。由于在表演方面突出,王秀兰先后被中国曲艺家协会山东分会接收为会员,被滨州市曲艺家协会接纳为理事。

潞安大鼓的各类节目,承载了当地人的生活理想、认识愿望和情感趣味,是当地民众精神风貌与心理特征的审美映射。其中包含着大量的社会伦理与生活知识。不仅是娱乐和消遣的手段,同时具有教化和认识的功能。节目中蕴含的思想内容和主题倾向,又是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鲜活材料,集中折射着当地人非常鲜明的文化心理。不仅是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和审美手段,而且是当地人明辨是非、增长知识和通理教化的重要精神滋养。千百年来,它一直承担着丰富当地人精神生活的重要使命,是当地百姓心灵生活的重要依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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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秀兰姐妹三人在庭院中排练

寂寞的九十年代大鼓情结剪不断理还乱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黑白电视机开始进入农村百姓家,人们很快就迷上了足不出户看节目的电视。随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,到九十年代,每家每户都有了电视机,木板大鼓逐渐被人们所淡忘。“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发生了,像木板大鼓一样很多曲艺开始变得冷清起来。之前都是村委会或者其他部门邀请我们去表演,现在迫于生计要自己去联系各个部门,来争取演出机会。”王秀兰说,不仅是阳信当地的演出少了,其他地方邀请演出的也骤减。

让王秀兰记忆深刻的是,有一次她和丈夫去高青县木里乡,那时他们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,两个人一天骑了近 30公里路,转了七八个村子,却没争取到一个表演机会,一次次被拒绝几乎让王秀兰彻底泄气。

面对现实,王秀兰一家犯了愁,以前靠曲艺演唱能混口饭吃,演出少了自然赚不了钱。“当时一家人都很难过,是继续演唱,还是丢下手艺,和其他乡亲一样种地。”王秀兰说,一家人商议过很多回,不得已,全家人开始下地种田,在偶尔接到演出机会时,就去说唱木板大鼓赚点钱。“学了半辈子的鼓书,想放弃在内心里是很难受的,就像现在下岗一样。”王秀兰说,在保证农田收入的同时,木板大鼓逐步成为久违的韵律。

改革开放的步伐,带来了彩色电视、通讯、网络等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,木板大鼓却进入一个寂寞的“冬眠期”。

新千年迎来春天代代相传栽培出童子军

新千年的曙光不仅照亮了农民的小康生活,也带来古老曲艺的“复苏”。“看遍了花红,听遍了流行”,富裕起来的农民,又开始想念旧时的“老味道”。

这让王秀兰一家又没想到,几近丢下的手艺又开始被乡亲们提起来,家有喜事儿又能被推为“贵宾”。“每年的农闲时节,大伙儿想听曲子的又多了起来。”王秀兰说,虽然现在丈夫做别的工作没时间陪同演出,但她能重新“上岗”,拾起搁在角落里的“家伙事”,唱起久违的韵律,逢年过节开始在附近村庄“巡演”。

当地政府也迎合群众复苏的曲艺爱好,从政策到资金方面都对老艺人给予帮助,为他们搭台唱戏提供场所,这让王秀兰等艺人很高兴。“许多学校开始邀请我做辅导老师,培养小学生学唱木板大鼓。”王秀兰说,近几年来,她已经培养了不少娃娃,在她看来,孩子中有不少好“苗子”。

2009年9月27日,阳信木板大鼓入选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消息,让饱经寂寞的老艺人们如浴春风,这对活跃和传承民间文化十分有益,也让像王秀兰、王秀芳姐妹一样古老曲艺传承人吃下一颗“定心丸”。阳信县还于去年 12月14日成立鼓书院,为16名老艺人安了一个“新家”。(翟成新 李雅芹 高智国)